陈眉公在文中还有很多生动细节描写，值得一读，如讲戚继光在梁庄时，看见有一人站在阵中，非常危险，戚继光便从后面拽曳，一看是阮鹗，吓得连忙跪请阮公不要在这危险之地逗留，阮鹗却拍着戚继光的背说：“危险我不怕，让我感到欣慰的，是有你这样的良将。”戚继光倍受感动，愿以死报答阮公。
图：张全海查阅《阮氏宗谱》
明嘉靖丁未状元、内阁首辅李春芳（1510-1584）有《都察院右副都御使藕峰阮公墓志铭》，对阮鹗一生也有详细记述，并将其与汉代陈平相提并论，为阮公鸣不平。
除了以上记载，乾隆《浙江通志·名宦》、康熙《安庆府志·乡贤》、康熙《桐城县志·仕绩》等方志资料都对阮鹗是正面记载，在杭州有“忠定祠”，在安庆有石牌坊。
图：乾隆《浙江通志·名宦》
图：康熙《安庆府志·乡贤》
图：康熙《桐城县志·仕绩》
而负面记载的史料主要是《明史》，虽然只有区区177字，但几乎全是负面局部记载，其原因今天已不可考，但可以推想是跟《明史》的编修者直接相关，因为这些参与编修的人士多是明朝遗老，鉴于对阮大铖的价值判断，从而影响了对阮鹗的历史评判。由于《明史》是官修正史，虽然只有短短几行字，其负面影响却是深远的。
比较《明史》卷205和《明世宗实录》卷457中有关阮鹗的记载，可以看出，《明史》素材主要来自《明世宗实录》。而其后的《明神宗实录》卷512，则是对阮鹗的定论材料，但不知《明史》为什么没有采用。《明神宗实录》卷512显示，阮鹗的功过已在万历四十一年做了定论，当时已给阮鹗官复原职，并赐祭葬。全文如下：
万历四十一年九月，丁巳，复故巡抚福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阮鹗原职，并与祭葬。鹗直隶桐城县人，嘉靖二十三年进士，除南京刑部主事，改河南道御史，提督北直隶学政，升浙江提学、广东参政，三十五年，升右佥都御史，巡抚浙江，兼理福建，以平倭赐敕奖赉，升右副都御史，三十七年，被逮为民，隆庆元年，恩诏冠带闲住，至是以子自华请，遂复原职。鹗之宦浙也，始掌文衡，随秉节钺，当其开门全活数万人，功已卓矣，既而战仙居，战乍浦，所谓间关行阵勇壮敢战非耶，及其抚闽，则以无兵无食之时，而为加饷加赋之举，事固有济，谤亦随之，大抵以劳则在浙可录，以议则在闽可原，要以疆场之事，非所绳于常格之内也。比三品未考满，例与祭一坛，给半葬。
对于阮鹗在福建被逮这一关键问题，《明神宗实录》认为：“及其抚闽，则以无兵无食之时，而为加饷加赋之举，事固有济，谤亦随之，大抵以劳则在浙可录，以议则在闽可原，要以疆场之事，非所绳于常格之内也。”就是说当阮鹗任福建巡抚时，在兵力和粮饷缺乏的情况下，超常发挥，奋力抗倭，当事情有所成就的时候，忌妒诽谤也就随之而来，如果论功劳那在浙江的事迹是可记录，如果论争议的话那么在福建的问题也可查证，总之战场上的事情，不能用常规的思维来进行限制。
明万历七年《杭州府志》卷62《名宦·阮鹗》也有全面的大篇幅记述，其中提到，阮鹗被逮后，放回原籍，后又被参劾侵吞公款，死后才查清其款是用于犒劳士兵，从而获得清白，称“其功不可泯”，“入祀名宦祠”。
明万历三十七年《钱塘县志》载：“阮公祠：在武林门外，祀都御史阮鹗，匾额‘忠定’，隆庆六年建，李春坊《记》。”
图：乾隆年《浙江通志》卷217《祠祀·阮公祠》
清雍正至乾隆年《浙江通志》卷217《祠祀·阮公祠》载，雍正八年，浙江总督李卫重修忠定祠，并作长篇《重修阮公忠定祠记》，其文有，“杭人德公不忘，于武林门外筑室祀公，兴化李文定公既为之记……如公大节昭著，而俎豆不修，肸[bì]蠁[xiǎng]无所，又何以仰副大化而无愧于风励之旨耶？”
综上可见，明清官方史料和私人撰述足以证明《明史》“阮鹗传”乃是断章取义、片面之词。
作者：安庆市根亲文化研究会执行会长、中国人民大学副编审张全海博士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